沙陀部族在迁居河东地区后，逐渐与当地的汉族文化发生了深刻的交融。唐朝灭亡后，契丹贵族乘机南下，借中原各地藩镇割据的混乱局势进行侵略。当时，沙陀、党项等部族居住在云、朔等地，遭受了契丹的严重骚扰。《辽史太祖纪》记载了契丹贵族在秋季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等部族的战事：“秋七月壬申，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铠甲、兵仗、器服九十余万，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这一事件充分显示了契丹在当时的强大军力和对沙陀等北方民族的压迫。
尽管契丹贵族在后唐建立后，南下征战的次数有所减少，但依然频繁派遣军队骚扰边疆，掠夺百姓和牲畜。“同光中，契丹数以奚骑出入塞上，攻略燕、赵，人无宁岁”，契丹的军队不断南下侵扰代北地区，而其中遭受掠夺最多的群体正是汉族百姓，沙陀等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北方民族同样未能幸免。
《辽史属国表》载明，天显元年（926年）时，沙陀与回鹘、新罗、吐蕃、党项等部族共同参战并获奖赏。由于辽朝只是不断侵袭云、朔等地，却并未完全占领，因此在这份记录中提到的“沙陀军”大概是指那些被辽朝俘虏并编入军队的沙陀人。后晋灭亡后，虽然大部分沙陀人归附后汉，但仍有一部分人留在辽境内，他们主要定居于恒、定、云、朔等地。
展开剩余76%随着后晋的建立，沙陀部族根据协议将燕云地区的十六州划归契丹管理，其中沙陀人居住的地区尤为密集，云、朔、应、寰、蔚五州尤为显著。十六州割让后，沙陀人被纳入辽朝的管辖范围，他们的生活也逐渐被辽人所管理。根据《宋史宋琪传》记载，沙陀部族在这一时期逐渐融入辽朝的军事体系，形成了强大的番汉军。
宋琪，原为幽州人，燕云十六州划归契丹后，他便开始为契丹效力。根据《宋琪传》的记载，沙陀军在番汉军中占据重要地位，尽管具体人数未知，但从沙陀人被纳入辽籍的庞大规模来看，沙陀军应当是番汉军的主力。此外，《辽史》中提到辽朝设立了“沙陀国王府”，也证明了沙陀人群体在辽朝境内依然是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提到沙陀人在辽朝的历史，不得不提到北汉的灭亡。北汉君主刘继元投降宋朝，但他的兄弟刘继文以及驸马督尉卢钧却选择投奔辽朝，显然这其中有一部分沙陀人随着他们一起迁徙。即便金朝时期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辽朝的覆灭使得金朝占领了辽境，而沙陀人自然也成为了金朝的统治对象。
《金史》记载了康公弼和康元弼两位人物的生平，二人祖籍应州和云中，而这两个地区正是沙陀部族的核心居住地。因此可以推测，康家出身于沙陀部族。再如《元史》中记载的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汪吉部人，他的祖先也与沙陀雁门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沙陀部族不仅在辽朝时期对中原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金朝及元朝时期的北方民族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关于西夏境内的沙陀人，尽管元代文献有所提及，但并未明确指出沙陀人在西夏的具体历史地位。有学者认为，西夏部族“昔里钤部”的先民可能是沙陀遗民。沙陀部族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末五代时期，那时民族关系交织交融，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北方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沙陀部族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崛起，成为唐朝末期政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五代时期，沙陀部族的兴起与唐朝末期的藩镇割据现象密切相关。在这种局势下，沙陀部族逐步参与藩镇割据，并在中原政局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李克用及其家族便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代表，他们不仅在军事上立下赫赫战功，还在文化上深受汉族的影响。沙陀部族自迁徙至代北地区后，逐步融入汉文化，逐渐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农耕生活。
河东地区本身便是多民族融合的区域，沙陀部族的迁徙正好适应了这一地理环境。迁入后，沙陀不仅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性，还逐步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与生产方式。从传统的游牧生活转向农耕生活，沙陀部族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而这种转型也影响了当地汉族的生活习惯，尤其在畜牧业和风俗习惯上，河东地区逐渐融入了更多沙陀的元素。
沙陀部族与汉族的文化交融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在政权建立后，沙陀继承了许多汉族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规范。在这一过程中，沙陀贵族不仅在统治上依靠汉族的制度，还逐渐成为汉族社会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政治和文化上，沙陀贵族在逐步汉化的过程中，既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又为中原文化带来了新的元素。
总的来说，沙陀部族的历史是一部民族融合与交往的历史。从唐末五代时期的民族战争与交融，到沙陀部族逐步掌握政权，沙陀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重要地位，也在文化和政治上与汉族社会深度融合。尤其是在李克用及其继任者的领导下，沙陀部族成功地在河东地区建立了稳定的政权，并为后来的五代十国政权奠定了基础。这一过程不仅是沙陀部族自我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民族交融与文化融合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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